一、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及赔付支出分析
2018年1月全国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为68519191.78万元,保险业原保险赔付支出为13131087.35万元;2017年1-12月全国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为365810073.85万元,保险业原保险赔付支出为111807932.57万元。
2010-2018年全国保险业原保险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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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全国保险业原保险赔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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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全国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11454663.02万元,财产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4753829.05万元;2017年1-12月全国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98346579.05万元,财产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50874495.97万元。
2010-2018年全国财产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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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全国财产险原保险赔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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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全国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50787454.05万元,人寿保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6525964.78万元;2017年1-12月全国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214555650.29万元,人寿保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45748906.94万元。
2010-2018年全国寿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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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中国全国人寿保险原保险赔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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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全国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953698.58万元,人身意外伤害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231357.34万元;2017年1-12月全国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9013240.68万元,人身意外伤害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2236859.45万元。
2010-2018年全国意外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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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全国人身意外伤害险原保险赔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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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全国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5323376.13万元,健康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1619936.17万元;2017年1-12月全国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为43894603.83万元,健康险原保险赔付支出为12947670.22万元。
2010-2018年全国健康险业务原保险保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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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8年全国健康险原保险赔付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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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险行业存在的问题
1、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保险业发展状况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2016年全球保险深度为6.1%,我国的保险深度为4.1%,与世界平均水平仍有较大差距。这表明我国保险业相对于国际水平来说仍然落后,保险业对总体国民经济的贡献相对较小。在保险密度方面,2016年全球人均保费支出为621美元,我国在同期保险密度仅为337美元。这反映出我国保险业发展水平有待提高,同时我国国民的保险意识总体来说相对淡薄。中国保险业与国际水平所存在的巨大差距,更加体现出保险业治理环境的严峻性。我国保险业治理环境的严峻性还体现在结构方面。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行业为主组成的金融行业中,对比保险业与其他两大行业不难发现,我国保险业在现有金融体系中所占分量不足,无法体现“大保险”的角色。我国当前银行业总资产比重占到了中国金融业总资产的九成左右。
2、从世界范围来看,混业经营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德国一直是金融混业经营的典型,主要体现为其全能银行制度传统。英国为了扭转二战后经济萧条落后的局面,于1986年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并从此走上了混业经营的道路。日本最早效仿了美国分业经营体制,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分业监管逐渐松绑,1993年实施《金融制度改革法》,标志着日本正式走上了混业经营发展的道路。1999年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该法案允许金融业各行业混业经营,美国从而也迈入了混业经营的行列。目前保险业的治理模式没有与经营现状实现有效匹配,容易形成“监管真空”“监管重复”“监管套利”“监管低效”等问题,不利于实现全覆盖和穿透式的监管,无法适应保险业混业发展的需求。
3、我国互联网保险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表现如下:
第一,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或滞后。《保险法》主要是针对传统的线下保险业务,没有针对互联网保险的详细条款。我国最早实行的互联网保险相关法规是2012年的《保险代理、经纪公司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试行)》和2015年的《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之后相继推出了一系列的互联网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总体来看,这些部门性质的规章制度缺乏一定的权威性,而且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超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建设速度。
第二,互联网保险监管缺位或者不足。近年来诸如携程假保单、恒亚迪假保单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频出。互联网保险技术本身没有问题,只是传统的监管手段和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互联网保险,导致监管经验缺失和监管手段不足,使得互联网保险业务风险积累。互联网保险发展除了受技术因素影响之外,监管也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第三,互联网保险产品结构单一。互联网保险产品总体来说比较单一,而且为了吸引客户,高收益理财产品比重过高,有脱离保险保障功能嫌疑。
第四,在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大多数保险公司都是混业经营,会增加对这些公司进行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难度。
4、中国保险市场曾经长期完全停滞,恢复建立时间不长,市场基础、交易规则、产品供给等反映出来的市场脆弱性无法保证市场的有效和安全。因此,我国保险监管的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保险市场建设和促进保险业发展。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监管机构在监管和行业发展中的双重角色,客观上使监管机构承担了一定的行业发展职能,而不是纯粹的专业监管。伴随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我国的保险市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服务实体经济的机能,需要逐渐让“市场归市场、监管归监管”。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保险监管跟不上行业发展需要,那么其反而会成为这一行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这就需要监管机构从“家长模式”中走出来,摒弃“父爱主义”,一方面实现监管机构角色定位从双重角色到单一角色的转变,另一方面不能以任何理由放松监管、懈怠监管,而应该进行监管强化。
5、具体到我国保险业治理,目前我国保险业治理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如前文所述的四大治理主体和四大治理机制已经形成,相关的治理环境日益成熟和完善,在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初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实际效果如何,实际上可以通过案例或者个案分析来观察。在我国保险业发展过程中,近年来相继出现例如2012年新华人寿分红险“猫腻”事件、2013年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美女高管卷巨款潜逃事件、2014年正德人寿公司治理虚位事件、2015年福州富德生命人寿退保事件、2016年新华人寿股权代持案事件、2016年太保寿险接连多个行政处罚事件、2017年的万科宝能事件以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保险公司经营中的骗保、骗赔等事件。这些负面事件的发生和存在,也间接说明了我国保险业治理能力切实需要进一步提高。
6、2017年中国保监会开展了覆盖全行业的保险法人机构的首次治理现场评估工作,并于2017年9月27日正式发布通报。130家中资法人机构治理评价结果显示:中资保险法人机构治理指数或平均分为83.74分,其中大于等于60分小于70分的重点关注类公司4家,包括君康人寿、华夏人寿、华汇人寿和长安责任;小于60分的不合格类公司0家。结果表明,我国保险机构治理总体合规水平较高,但董事会专业委员会、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等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总体偏低。
三、保险行业投资建议
1、在我国保险业治理实践中要遵循过程思维、和谐思维和消费者是上帝三个基本的思维。治理不是一次性行为,没有一劳永逸的治理。我国保险业发展的过程是治理结构与机制完善和优化的过程,因此,治理的持续性改进和优化是保险业治理发展中的必然和必须的功课。治理内涵中有一定的制衡内容,但需要说明的是制衡不是治理的核心,决策科学才是治理的核心。因此在治理实践过程中,要避免出现不和谐的景象。这里的不和谐不是会议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而是因为种种原因而使得会议等治理机制无法运作,甚至出现对簿公堂的情况。保险业治理的有效运作不能仅仅依靠《保险法》《公司法》等硬性规则,还需强调软性规则,讲究和谐治理。
2、治理风险是一项基础性风险,所以必须整合来自各个层次的治理力量,除了保险机构自身之外,还有来自机构外部的第三方、行业协会和监管机构。治理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建立第三方治理、机构自主治理、行业自律和保险监管“四位一体”的立体治理链条。
3、保险业治理实践中,往往强调各治理主体的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例如保险机构的治理主体来自于机构的内、外部,包括对保险机构进行监管的监管机构、对保险机构进行行业自律的行业协会、对保险机构进行内部监督的独立董事、对保险机构进行外部审计的事务所等。所谓治理主体的协同是指为了最大化发挥治理能力,不同的监管机构、行业协会、事务所等治理主体之间的紧密配合。需要说明的是,目前混业经营大背景下,保险监管、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机构之间协同互动的重要性凸显。所谓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沟通是双向的,而不是简单的治理与被治理关系,即使是同类型治理主体,两者之间也是双向联系。协同互动的目标是形成治理合力。
4、在保险公司内部治理方面,因为保险公司的经营对象是风险,所以风险管理格外重要,而风险监控是重要的内部治理机制。风险识别、衡量和控制的技术层面不是我国保险公司风险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实施和操作:一方面是要对保险公司已有各种内、外部监督和控制机制进行整合,发挥出大监控体系的协同效应;另外一方面要对相关监控机构的职能边界以及相互关系进行明确,至少在公司内部层面避免功能的交叉和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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